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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称谓并非最关键

发布时间:2019-11-29 01:18:19 编辑:笔名

“农民工”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或许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了。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1月3日提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表示,“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颍州晚报》1月5日A11版)

近年来,纠结于“农民工”称谓,并将此上升为提案议案的现象并不鲜见。不过,就那些先行试验之地来看,虽然官方公文中抹去了“农民工”的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的形象,特别是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改善。

何谓“农民工”?实际上,“农民工”的称谓从来不是某一特定机构通过一定程序专门赋予的,只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特殊阶层:一方面他们的户籍簿上写的是农民,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脱离土地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进城务工人员。这种“夹心层”特色,意味着“农民工”是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特殊群体,兼具农民与工人的某些特征。

一些地方之所以兴师动众地要修改这一称谓,源于“农民工”群体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低工资”以及“脏乱差”的代名词。站在“农民工”的视角上看,薪资标准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决定得了的,而脏乱差又往往与收入有着密切联系。试想,一个处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边缘的“农民工”,怎能贪图租住那些更为舒适的住房?怎能奢望穿得更为体面而不顾远在老家的父母以及儿女?能省则省,省出更多的钱,这是“农民工”群体的普适经济哲学。

相较于“城市市民”,“农民工”群体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方面,善乏可陈。他们普遍拿着最低的劳动回报,却不得不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成本不对等的背后,是权利不对等,这是挡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面前的拦路虎。

据《人民》1月4道,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在赴“农民工”输入大省浙江和输出大省四川视察后,得出结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而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8万元/人左右,以2.5亿“农民工”为基数计算,总成本将达20余万亿元。分解到20年,则每年所需资金为1万亿元,约占2010年8.3万亿元财政收入的12%左右。这意味着,要实现“农民工”地位的真正提升,缩短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不仅仅在于一个称谓的简单更张,而在于公共财政对“农民工”群体予以倾向性地扶持。

不可否认,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称谓确实占据着相当地位。对于“农民工”,必也正名乎?个人认为,并不那么紧急。要知道,对一个社会群体的尊重,不单单在于称谓,更在于其能否充分享受到平等的社会权利。与其在称谓上耗费太多的脑筋,不如把这份力气省下来,放在努力消除各阶层权利的差异化上。也许,经过长期持续的努力,终有一天,随着“农民工”与“城市市民”权利的日趋平等,那些称谓在历史的长河中,将会自动褪掉“潜歧视”颜色的。

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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